幸福感
病毒肆虐。
《十三邀》里，许知远问陈冲，最幸福的是什么时候。陈冲说，一个人的时候。有点道理，确实有幸福感。
从四月初，必须在家工作了，我乘机买了个笔记本。工作方面有所帮助，但有限。最大的好处是，小孩子们睡着之后，晚上多出来两个小时的时间，一个人的。没什么可做的，就主动找点东西看看，然后就有表达的欲望。陈冲又说了，创造力需要单调。说的真对。
绝大部分在家待着，难免无聊。有小孩子就会好很多，头痛又幸福。有父母在家，同样头痛也幸福。不一样的头痛，不一样的幸福。
丽江印象
五月底和我老婆去了一趟丽江，以及周边的梅里雪山和泸沽湖。我们运气不错，该看的美景都看到了（也顺便感谢越野者阿明和几位一起走的朋友）。蜿蜒曲折的滇藏线，绵延壮丽的日落金山，绚烂美丽的泸沽湖日出，以及婉约动人的丽江清晨，都让我念念不忘。其他的诸如虎跳峡的雄奇陡峭，松赞林寺的金碧辉煌，茶马古道的风尘仆仆以及永明冰川上覆盖的厚厚山灰等等等等不一一细说了，印象深刻。穷山恶水造就了当地的人们，也造就了如此景色。
一群群幻想休闲的游客在丽江来去匆匆，他们踏着富有节奏感的纳西鼓点，一遍遍用双脚丈量着这座古城的一切。商铺的老板们，都在努力“招呼”游客们光顾他们的生意，连街边卖水果的小贩们都很焦急，一遍一遍地推销着据说是自家的桃子和葡萄。每个人都在穿街走巷，每个人都在讨价还价，每个人都在摆姿势拍照，每个人都在吃酸奶，每个人都在邮寄明信片和鲜花饼，每个人都在泡酒吧。当然，每个人都住在客栈里，每个人都沐浴着春夏之交，温暖炫目的阳光。
外来的游客不断地冲刷着大研古镇，把早已光亮的路面磨得更光更滑，早已把茶马交易冲刷成似是而非的民族服装，打击乐，小吃和酒吧，也早已把原住民们冲到了古镇外。出现在古镇内的纳西族人，除了卖水果的小摊贩，其他多半都散布在古城，兜揽散客。在这里，悠闲晒太阳的只有懒洋洋的宠物狗们。有人为它们梳理毛发，为它们洗澡，喂它们食物，陪它们玩，甚至直接给它们钱。人类心甘情愿，它们心安理得，偶尔互相吠一吠，也只是为了发泄一下多余的精力，然后继续悠闲地等待人类的服务，仿佛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客人心甘情愿，主人心安理得这才是常态。与此相对照的，则是“古城维护费”。哪有主人逼迫客人交进门费的？只有土匪才会拦路抢劫。从梅里回来快到丽江的路上，我们的车就遇到了这样的土匪。导游无奈地说了句“哪里都有地头蛇”，乖乖的让他们上车检查。为了让他们自己心安一点，据说每张古城维护费收据，都能参加一年两次的抽奖。如此心虚，哪有半点主人的气度？再对照当年纳西族的土司，为了方便茶马交易，故意把古城设计成了四通八达没有城墙的样子。当年的宽厚自信，照射出现在的当权者比马尿还要骚气。
相比较起来，泸沽湖边的摩梭族人更像主人。他们会委婉地劝你不要把脚伸到神圣的泸沽湖里去；他们会夸奖划桨划得好的游客；谈好的交易没能继续他们也不着恼，只会笑着说没关系；甜品店的主人把酸奶拿给我们之后，自顾自进里屋聊天去了，直到要结帐了才不情不愿地出来收钱。
连头带尾总共十天的行程，要看遍当地的风俗人情当然是痴人说梦。连经过的民族，也才知道纳西族，藏族，彝族和摩梭族。大部分的行程都在路上车上，连走马观花都算不上，但总体上看起来当地人民很友好，各民族和谐。另有几个小细节，折射出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1. 在去香格里拉（藏区）的路上，不让拍照的军人用机器扫描了所有中国人的证件；我老婆的新加坡护照，他只是瞄了一眼；
2. 松赞林寺主殿上居然挂着云南省统战部的牌匾；
3. 只要扫描身份证，藏区的酒店可以看到每个游客的很多资料；
4. 去负责接待游客的藏民家，在释迦摩尼神龛旁挂了红太阳的画像；
5. 最后一个跟前几个不一样，在松赞林寺的偏殿里，供奉着现任达赖的画像。
一个电话
今天给大伯家打了个电话，大伯家的小孙女把电话给了我奶奶。她说今天我爸在家，所以没去念佛，她在家门口剥茧子。剥茧子和念佛是她的主要收入来源。
奶奶属兔的，应该是1927年出生，按照家乡的算法她已经87岁了，开年就是88岁。她的听力已经很差了，就算电话贴着耳朵，我这边也要大声喊才行。就算如此，在小姑娘和各位邻居的客串下我们也聊了近半小时。
她告诉我对芋头好一点，不要骂她。我开玩笑说我才是被骂的那个人。她说我们互相说的话比较难听那样不好，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上次回家她看出来的。
我问她一天可以剥几包茧子，她说有时候一包有时候两包。我大伯嘲笑她说一包茧子我爸一碗牛肉面就吃完了，我在这边继续嘲笑说我这儿只够喝一杯饮料，她应该每天至少剥三包。但不论谁反对或嘲讽，我们知道她不会有所动的。只要她能做她就会一直做下去。给两个孙子媳妇买了金货以后，还要给曾孙女准备呢。这个世界虽然复杂，她的世界依旧简单清晰。剥茧子念佛，种下吃不完的青菜，斥责我爸怎么不去种黄豆，每年为她的孙子们准备好熏豆皮蛋咸鸭蛋，然后只在私下里有点委屈地告诉我们我爸多懒。
她不知道在哪里听说高铁，告诉我北京到德清的高铁只要五个多小时，问我这高铁到不到我这儿。我诺诺说不出话来，就说我飞机到杭州也差不多时间，也不知她听没听到。
她问过年回不回家。我含糊地应了一声。过一会儿她又问，我只好说还没定。她又问哥哥家啥时候回家，我回了好几遍“三月底”她都没听清。最后改成“清明边”她才听清。然后我问我们跟他们同一时间回去好不好，她说这样最好。
她说她要说的说完了，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我就说没关系，然后我就乱喊乱叫一通，她呵呵呵地笑，说我从小是个“潮头”（淘气的孩子）。我说她真乖，她说她一向很乖，只有我们才不乖。
我的家乡——树篇
我家曾有很多树。当时大门前有棵横卧的老杨树，根扎在晒谷场下，仅剩下一米多长的主干平平地伸向小河。没什么枝叶却顽强地陪伴我们很多年，直到我长大离开家乡它仍旧在那里默默地守护着我家的河滩。河滩上以前有棵构树，自己长出来的。洋房前头也有两颗构树，一左一右，年龄估计跟我岁数差不多。长出的果实我们叫“杨梅”，其实不是，只是勉强能吃。构树前还有一片竹林，我家拥有其中的一部分。在大伯的帮助下，我们在那里打下过一个巨大的马蜂窝。构树和竹林之间，是村里人来往的必经之地。地面没有浇筑，一到雨天就异常泥泞。洋房后面的桑树地里，还有棵高高的水杉。水杉旁边还有棵枣树，那棵枣树很高很大，在我记忆里它和水杉一样高。每年到了秋天就能给我带来一些枣子，不多也够让我们开心几天了。
当然我们这里最多的还是桑树。基本上可以说，这里除了房子、水田和河流以外，剩下的就是桑树地了。桑叶是养蚕的，桑树枝干是家中烧饭炒菜的好材料。这是这里世世代代的传统，现在仍旧存在。但有一些传统已经没有了，比如卖桑椹。新加坡的超市里偶尔能看到桑椹卖，小小的一盒近30人民币。这里估计没有人相信，20多年前我奶奶，哥哥加上我采几天，能有几十斤。主力当然是我奶奶，我哥说我们采的只是她的零头，估计我采的有一半都进了嘴。采了桑椹以一毛钱一斤的价钱卖给我爸爸的小学。小学里组织学生老师踩出种子，卖给收购种子的人，他们回去培育出小桑苗再卖给农民。那两个星期，我的嘴边从来都是紫色的，而我爸的双脚也是紫色的，要洗很多天才能洗去。
现在，我家已经没有枣树了，构树水杉也早就没有了，不是成了家具就是成了柴火。老杨树不见了，我甚至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当初的竹林早被新的晒谷场所取代，几十年的洋房消失不见，一条宽阔的水泥路沿着河岸穿过整个小村子。当然也有很多年没有采过桑椹来吃了。除了一些由别人代管的桑树，我家几乎没剩下什么树了。前些年在河滩上种下了几棵桃树，在台风过后竟然被我爸借口虫子多推掉了。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屋后的那些杂树虽然也被清理掉了，但改成了一小片竹林。今年春天回家的时候，我还去掘了几次笋，甚至还带了几棵来新加坡。
Walking Dead
去年十月搬入榜鹅的房子，到现在一年有余了。变化很多，不能一一细说。今天本来是打算写个影评的（“The Cabin in the Woods“），写到后面发现要排队。
没有电视之前，我觉得我压根儿不需要电视机。我喜欢卡尔·波普尔，他对电视有过非常犀利无情的评价。我曾经想过买了房子后不要电视机，也不需要电视机。不过本人腐化堕落的速度是老天爷也无法预料的。电视机不仅仅是个电视机，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资源等着你去看。两年前的我大概不会明白每天下班后摊在沙发上看美剧和电影是什么感觉。仅仅几个月我就成了沙发土豆，体重开始渐长。幸好我没有吃零食的习惯，体重长得还不算很快。还有一件事，我老婆已经有大半年没看韩剧了。
去年十月份搬家的时候，我订阅了新电信的基本电视台配套，加一个中文配套，有个几十个电视台，常看的不过六七个。那个中文配套里面有一些比较新的香港和国产电影，但有更多所谓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片子。在看了无数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后我就受不了，受不了慢腾腾的节奏，受不了京剧般的化妆，受不了舞台般的布景，受不了一板一眼的打斗，更受不了天天看大大的“SB”，反正我是受够了，就去定了个英文的电影配套， 主要是FOX movie。事实证明这是个英明的决定，美剧显然更好看。这几个电视台里不仅仅有可点播的电影，也有很多电视剧。据说FOX的电视剧比不上HBO的，而且有时候也不是最新的，但对我这种美剧看的不多的，算是非常好的资源。
这段时间最喜欢的是“Walking Dead”，其中第四季刚刚更新到第三集，这也是我老婆必追的连续剧。想在短短的一篇文章里谈这么强大的电视剧，其实不太现实的，这里只谈我感触最深的。虽然是僵尸系列，但这部电视剧的真实感非常强烈，色彩的运用和人性的刻画都让人印象深刻。从第一季开始到现在的第四季，都有强烈地让人追着看的吸引力。第一季里主角们东奔西跑惊慌失措，却并没有失去希望；第二季主角们开始清醒，认识到尸毒已经侵入了每个人，信心的动摇和对未来的悲观弥漫在整季的剧情中。第三季除了酷酷的黑人女剑士和残酷的总督，对人性的刻画比前两季更为深刻。
当然这么大的背景设定，肯定有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首先僵尸们的进化远远跟不上主角们杀僵尸技术的提高，从第三季开始，主要剧情已经转为人类幸存者之间的互相倾轧，这有点牵强。在生存面前，争夺必需品是必然的；不过最大的必需品是人身安全。易守难攻的环境（监狱）他们已经有了，接下来最重要的是，人越多越安全。接下来才是其他的比如食物、水源和其他东西。
在失去了外部强大的其他幸存者的压力后，第四季更变成了监狱内部流感变异，而差点酿成了灭顶之灾。监狱围栏外的僵尸在很多时候则成了看客，以至于出现了主角连续几天在同一个地方看到同一个僵尸的镜头。还有一个不合逻辑的地方在于，他们住了一年的监狱，天天杀戮之后，围栏外应该是僵尸成山了。而现在看上去像是天天清理一样，这又怎么可能？很多时候他们连插一杆子都来不及，怎么可能有空去清理？其实按照他们的杀戮速度（一成年人一天杀100个僵尸应该是轻轻松松的），整个营地一个月起码能杀几万僵尸。这在美国也算是个小城市的人口了。杀上一年，清理和保卫一块以监狱为中心，几平方公里的地方一点问题也没有。我想我太乐观了。
监狱在主角们（据说他们随时都会死）的打理下，基本上还算安稳，有吃有喝，若没有流感，他们还能经常吃到猪肉呢。要是有伟大的华人在场（那个亚洲人是个韩国人），估计整个监狱早就成为水稻田，玉米地，菜地和鸡鸭养殖场了，监狱里面都打好几口井了。哪像现在，那么点菜地也拿出来现，喝点水还得去围墙外，太丢人。什么时候中国的电视剧制作水平能到这个程度，再拍一个中国版的“Walking Dead”估计相当有看头。不过前两天我在江苏卫视上看了一会儿《我是特种兵之火凤凰》，顿时觉得我的想法实在太过幼稚。特种兵这么简单的背景他们也能拍的这么缺乏真实感，那对于“Walking Dead”这种社会体系整个崩塌之后的人性再现，我完全不对这种水平抱任何希望。难怪网上有人说，这名字应该改成”一排模特去当兵“，这个吐槽非常恰当。若真让这帮人去拍中国版”Walking Dead”，“相当有看头”肯定会变成相当恶搞。
那时，她音脆体柔。
一晃几个月又没写点什么了，时间过得好快。
回了自己小村子一周，油菜花开了，桃花开了，竹林的新笋吃都吃不完。村子树多起来了，干净了很多，漂亮了很多，也许慢慢会变成当年“乌兜”的样子，大树们把河兜慢慢地盖起来。马兰头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品尝了，鲶鱼也是，鲫鱼，螺蛳一吃再吃。
村里牌局夜夜有，但白天基本找不到人闲聊。哥哥生了个女儿，爹高兴地合不拢嘴，连带着牌桌上的手气也旺了不少。经济形势虽然变得复杂起来，毕竟是富裕几年了，酒桌还是兴旺发达。以前我自身烦恼多，注意得少，现在才发现酒桌百态，代表着地位，酒量，性格，以及喝了多少酒。嗓门大是个优势，喝多了以后这个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这种事儿，在新加坡根本体会不到。朋友们喝酒，地位过于平等，也不肯轻易失态，倒是少了参差多态，没了层次感。
奶奶照旧一边念佛，一边转着无数跟我和我侄女儿相关的念头问东问西，抽空也会回答一下我乱七八糟的问题。佛祖在上，她的虔诚无可置疑。孙子偶尔回来一次，她还继续她的“七佛”。
多年疏离之后，这几年我觉得跟村子慢慢亲近起来了，语言，食物，信仰，还有利益，还有一些到处都有的龌龊事儿。这几天我的相机没有打开过一次，太接近了，也就没了角度。以后也大概不会有什么大改变了。我的成长伴随着她的改变，我安定下来了，她也终于安定下来了。不过十几年弹指一挥，还有不曾改变的东西吗？
自由主义与族群
知乎上有人问：“自由主义者如何处理自由主义信念与自己族群认同的关系？” 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成为一个问题。如果说自由主义信念是比较明确的话，“自己族群”是个什么东西，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可以很宽很大，大至一族一国；也可以很小很窄，也许仅仅指一个大家族或村落。我猜提问者在这里指的是中国或者汉族。若我猜对的话，那么这两个概念，还真是凑不到一起去。中国或者汉族都过于笼统，不同地方的汉人差异，说不定比一些不同国家的人差异都大。用汉人作为“自己族群”实在有点离谱。而且除了汉人，中国还有其他民族，你有你的族群，他们有他们的族群，这该如何是好？用中国比汉人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再往下，用“浙江人”来形容我，比汉人和中国人都要稍微靠谱点，但也仅此而已。来自浙北平原一个小村子的人这个定义更适合我。也只有那个小村子，我才能说是我的家乡，称那里的人们是我的“族群”才算靠谱，但我的族群并不代表说认同我的理念。我大概比较幸运，我们没有理念上的冲突。没有政府，他们照样能够活得很舒服，或者说更舒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本来就与世无争，只求安稳舒适，与自由主义理念完全不相冲突，我也犯不着用拗口的概念去折磨他们。我也想起来，胡适对待婚恋的态度。这个例子比较旧，不过也能说明一些问题。甚至还有鲁迅，当然我不认为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不过事不同而理同。就算我的理念与我的族群并不合拍，甚至可以说是对着干的，也不代表我一定要和我的族群决裂。各存理念，争一争也无妨，各自向着自己的方向努力也就是了。
辉格用“民族原本是一种语言共同体”作定义，我个人非常赞同，我的族群完全符合这一定义，当然在非常狭义的范围内。按照这个定义，汉族其实应该分为很多民族，最起码吴方言得算一个新的民族。若要较真的话，分个三五个小民族都没什么问题。
我之所以把我的“族群”划得这么小，主要原因是高中毕业以后我就远走他乡了。如果成年后，我留在家乡发展，我必然要扩大我的生活圈子和人际关系，也许我就会写上我的小镇，甚至还要加上周围几个镇，几个县来算做我的“族群”。不过话说回来，我在新加坡生活十多年，当到现在为止，我还谈不上说这是我的地盘，谈不上说这里的人是我的“族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么强烈的归属感。
与此对应的，我觉得我相当认同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希望能够实践这种价值观。我愿意被人称作自由主义者，并愿意把那些真诚相信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朋友称作志同道合者（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因为这个原因，我还有机会当当“汉奸”，这两个概念在这个地方倒是联系起来了，悲哀得被对立起来了。这也很可能是这个问题被提出来的原因。若把这里的族群换成“中国”，把自由主义理念转换成右倾的话，这种对立可以解释当代史上的很多事情。
变革的压力来自底层：访问陈光诚
前几天在译言上看到一个古登堡计划，去试了试其中一本书的试译。完了觉得也想空余找点事情儿做，就做了两篇翻译。其中一篇叫《陪审团：六人，还是十二人？》已经发布，没有评价也不知道翻得如何。另一篇就是题目所说的这个。在翻译之前我就知道这篇无法发布，但要走一下流程，看看他们怎么处理的。结果翻译后等了三天，译言才给我打回草稿箱，也没给理由。于是我就把它放到我的博客上来了。原文题目及地址为：”‘Pressure for Change is at the Grassroots’: An Interview with Chen Guangcheng”
更新：晚上10点译言终于给了我原因，虽然很官方，但这是必须要给的。
亲爱的译者，
您好！
非常遗憾，我们无法在译言公开发表您的译文《变革的压力来自底层：访问陈光诚》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340071/300096。我们理解您为这篇译文倾注的心血，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我们无法在译言公开发表这篇译文。如果您没有存稿，请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将译文副本发送给您。联系 邮件：contact@yeeyan.org
我们为此向您致以由衷的歉意。感谢您对译言的支持，我们期待您翻译的科技、商业、文化等各类非时政性精彩译文，用译言的方式为中文互联网增添光彩。
然后我发现，这篇文章从草稿箱里消失了。
下面是翻译全文。
变革的压力来自底层：访问陈光诚
作者：Ian Johnson
翻译：木鱼桥/muyuqiao
Ian Johnson
2012年6月20号，陈光诚在纽约大学
在中美高层磋商以后，来自中国的维权律师陈光诚，上个月到了美国。几个星期前，陈戏剧性地逃出了软禁他的位于华北（原文northeast China有误，应为north China，译者注）的东师古村。当时他在夜里翻过了一座墙，然后在亲戚，朋友和支持者的秘密帮助下，最终到达了几百英里外位于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在5月份，一份协议允许了这位41岁的律师，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离开中国，前往美国纽约大学法律系学习。在纽约大学法律教授Jerome Cohen的帮助下，陈将很快开始学习美国残疾人法——他本人在童年的一次高烧中损伤了视觉神经而成了盲人。他相信回中国后，这将帮助他改进中国的残疾人法。
上个星期我与他在纽约大学的一间教室里进行了对话。
Ian Johnson: 你如何评价中国官员经常性地无视中国自己的法律？这是不是由于监督和平衡的缺失，导致官员们认为他们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陈光诚：那也是因为他们不敢做对的事情，不敢不做错的事。中国警察和执法者们，难道你认为他们不懂法吗？他们当然懂。但是这些人还是非法软禁了我。他们都知道（他们在做的都是非法的），但是他们不敢跨出一步去纠正这种情况。他们也做不到。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新华社记者（应该是《财经国家周刊》的记者石玉，译者注）来看过我两次，结果他失去了他的工作。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旦你进入了那个系统，你就需要作恶。如果你不做那个恶人，你将无法生存。
Ian Johnson:这种情况是怎么来的？
陈光诚：无神论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既得利益者为了自己的好处丧失了良心和道德。他们不想让你说出真相，他们自己也不敢。如果你说出真相，你还怎能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如果你想继续这么做，你就必须撒谎。
Ian Johnson:为了成功，没有什么是中国人不敢做的。中国人常说这是一种信仰危机。
陈光诚：你说的这个不全对。你说“中国人”，这是不对的。如果加上“那些在政府部门的”，你就全对了。在农村，人们仍旧遵循传统的美德和生活方式。
Ian Johnson: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不是超过了8千万？
陈光诚：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基层官员。大部分与普通人没什么不同。那些确确实实握有实权的，只限定在几万人。你不能说这8千万人都是坏人。
Ian Johnson:你在农村长大，在你家中，有没有人相信宗教或者类似的信仰？比如基督教，佛教，或者民间的宗教信仰？
陈光诚：没有，没有这样的组织。不过中国文化中有对传统美德的信仰——那里或许有佛教的内容，但你不必是个佛教徒。人们的公共美德算不上是宗教，那是善自然而然的延伸。
Ian Johnson:中国政府需要某种政治改革或者说道德上的改善吗？
陈光诚：我不认为那与改革有关。社会在发展，信息的传播变得越来越透明。人们渴望善意，或者说深植于人们心中的道德感是无法被暴力所摧毁的。他们无法阻止历史的潮流。
（海外的）人们通常只关注中国城市中的精英。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他们就完全误解了现代中国。近年来最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农村。西方人喜欢训练基层的官员，提高他们对法律的认识，这样普通人就能掌握法律并能推行。比如像躲猫猫事件，孙志刚事件，2008年地震中大量学生伤亡的事情，也包括我自己的事情——这些事件的发酵都是因为普通人要求改变。所以决定性压力来自底层。
Ian Johnson: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经济状况很糟糕，他们并不是有钱的活动分子。
陈光诚：是的。当我在做农民生存状况和强制堕胎调查的时候，口袋里有多少钱你是不会相信的。我不需要为住宿和食物付钱，这些通常由当地人提供。我只需要为公共汽车或者出租车等交通工具付钱。即使这样，我也常常不够。曾经一度因为缺钱，路上非常非常辛苦。如果我当时有5000元人民币，我就不会把我的调查仅仅局限在几个县了。我可以把它扩大到几个省份。
Ian Johnson:那是2005年，那时你的家庭还很困难吧？
陈光诚：啊，也许你并不了解我的村子。当我上学的时候，只要有吃的我就很开心了。在底层很多人想参与做点事，但做不了，因为太穷了。现在通货膨胀这么高，但没有人的收入得到了提高。大部分人的情况是这样的：你种东西只能让你活下来，所以你必须出去找活做。如果你不出去卖力气，你就只能勉强活下来。不仅仅我家是这样，许许多多中国的农民家庭都这样。
Ian Johnson:你认为城镇化对人们有好处吗？他们可以进城然后挣更多的钱。
陈光诚：不，我不认为那有好处。现在在搞的是盲目的城镇化。城市会随着时间自然而然扩大的。现在他们打算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这个过程。现在城镇化的主要原因是让经济数据好看——给经济注入泡沫。
Ian Johnson:难道城镇化没有好的一面？
陈光诚：我想那些去城市并在那儿工作的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在的这种把农村转变成城镇的方式，我不认为那是有好处的。村民们通常只能依靠那些简单的活生存，比如在田地里劳作，养鹅，养鱼之类的活。那现在发生了什么？他们把村子变成了一幢高层公寓，那就是全部了，一个村子就这么一点东西。然后那些土地就变成了被官员控制的房地产项目了。村民们该去哪里工作？这么做行得通吗？
外国人看到中国的人权问题，通常他们看到的是那些比较有名的人。但所有那些侵犯普通人权益的事情，他们都不知道。你知道我的情况，但你不知道中国那大量的残障人士，受暴力和虐待的妇女们，以及孤儿们的处境。你大概对他们所知不多或者仅仅知道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这些才是那些官员们害怕的原因——因为他们才是知道问题真正严重性的人。他们非常害怕民众组织起来。这在农村是非常棘手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经常采取软禁等措施。他们甚至都没打算找一个借口就做了——他们就这么害怕。
Ian Johnson:所以官员们其实是清楚农村紧绷的现状的？
陈光诚：那些领导人什么也做不了。中国有句话叫，如果你自己都不对，你怎么可以去纠正其他人呢？他们的儿子女儿们都已经移居海外了，在中国的只有他们自己。他们怎么能够说服其他人呢？他们一起贪赃枉法，所以他们不能互相指责。不过他们非常清楚，如果情况持续下去的话，他们早晚会被打倒。
Ian Johnson:今年秋天的十八大高层换届以后，情况是不是会有什么不同？
陈光诚：每个领导人都不一样。毛泽东与华国锋不一样；华也跟邓小平不一样；邓与胡耀邦不一样；胡与赵紫阳不一样；赵与江泽民不一样；江与胡锦涛也不一样。所以习近平也将会不一样。但就算他们都不一样，除非人民去抗争，他们是不会主动放弃权力的。
Ian Johnson:你的意思是这取决于人们的抗争？
陈光诚：这不是普通人的责任，不过他们正在觉醒。他们正在清醒地观察着这个社会的种种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国社会必然会发生变化。问题是如何变化。最好的办法是法律有宪政的保障。如果不朝这个方向走，人们不会满意的。
Ian Johnson:你谈论的觉醒，技术在这里重要吗？
陈光诚：当然，非常重要。新技术让新闻更自由，把中国推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让掩盖消息变得更难。
Ian Johnson:但是推特被禁了。要上推特就必须跨过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很多活动人士无法在新浪微博（中国最受欢迎的跟推特类似的服务）发消息。
陈光诚：我想他们翻墙比我当时要翻的墙，容易得多。这个不成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普通人没法上网。现阶段，中国的手机拥有率很高，不过农村的网络普及率相对还很低。所以我认为那些国外电台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短波广播服务是错误的。过去，我们经常听德国之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当然还有美国之音。但这些国家计划缩减甚至取消这些服务。这说明这些人不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况。
Ian Johnson:如果或者说当你再次回到北京，你会回到农村去吗？
陈光诚：如果我能够决定的话，我会回到村里去，但是……我没那么乐观。我非常清楚农村的情况。我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什么，我也可以看到变化。看看乌坎，看看太石村。这些变化都发生在农村而不是城市。
Ian Johnson:这是因为村民的道德水平更高还是他们的处境更恶劣？
陈光诚：明辨是非的情绪更强烈，也是因为他们更现实。
Ian Johnson:你对城市的活动人士怎么看？
陈光诚：我没有谴责城市人的意思。那里有很多好人。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对农村不太在乎。很多人从2008年四川地震中得知了很多农村的情况。他们去灾区看到了灾难，并且发现了腐败等问题。
Ian Johnson:这场地震对这一代人来说，是不是与六四对上一代人那样？
陈光诚：不。六四影响真的很大，哪怕是在农村。在农村的夏天，人们有在晚饭后坐在一起聊天乘凉的习惯。六四发生了什么他们知道的一清二楚。每个人都知道死了很多人，坦克轧了很多人。没有人认为六四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人们还是不断地提起这件事。如果人们在讨论一次与政府相关的冲突，他们会说，“对还是错，我们能做什么？难道六四的学生不对吗？但他们被打死了。我们有机会吗？”
2012年六月26日，下午4点55分
作者
-
木鱼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