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鱼桥

再次见到满老师

今天我又去见了一次满志宏老师,原因是我觉得他可能对我跟我女朋友的关系有所误解。我很担心他会认为我隐瞒了我女朋友很多事情,我想去做一个澄清。对我来说,若存在这种误解是难以接受的。

 我在去之前就想好了大概的说辞,不过在他真诚而充满攻击性的语言里面,我差点没来得及说出我的意图,这让我感到有些沮丧,总让我感到他有一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的企图。要不是我知道他是一位真诚的人,我肯定以后再也不想跟他说话了。

 我不否认有些人需要别人给他这种强烈的信念,告诉他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其实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需要这种指点。但我不认为我需要,至少到了这种时候,我觉得我已经不需要了,以后再也不需要了。我要做的就是,认真地观察和阅读这个社会,然后尽量客观地得到结论,根据这个结论,决定怎么生活。其实从很小开始,我就怀疑老师或者父母亲戚给我的一些告诫,当然我很少说出口,因为说出口意味着遭到驳斥。而我那些时候还没有接受这些驳斥的信心和力量,虽然我认为那些论调有些问题,或者事实并不是那样的,我只好沉默。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大约两年前。

 在先前的几次谈话中,我已经了解了老师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位很好的老师,课上的好,对学生很好。而且他对这个学校和社会也看得很准,知道怎么“对付”或者说很好的适应这样的社会。不过可惜的是,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我对这个已经不感兴趣了,或者说我并不想这样去适应这个社会。

 老师说我跟两年前没有什么区别,我承认这一点。我并不打算改变我的性格,我没有觉得我的性格里面,除了不够激烈以外,还有其他严重的弱点。但是相对于两年前,我对我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以及对于生活有了更多的自信,于是我们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争论,而且在这个争论中,我并没有打算妥协。

 除了老师说的,我应该把现在手头的东西做好,赶紧毕业这件事一致以外,我们俩在谈论的其他地方没有交集。老师一直强调我很幼稚,说我现在还不明白这个社会。虽然我很讨厌这样的论调,但我还是赞同我并没有达到他所理解的“成熟”,并且告诉他我希望永远也不要“成熟”。

 也许我以后会为现在的“无故”推迟毕业,以及欠了这么多钱而后悔,但现在没有,我也希望这一辈子永远也没有。如果有了,说明我向生活作了妥协。在这个社会上,这并不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情。但是若回过头来看看记录这段日子的文字,我想我那时会感到无比羞愧的。

 还得说一件事,我最终还是被他的真诚感动了。到目前为止,在跟所有的长辈的聊天中,他是极少数跟我真诚讨论这些问题的长辈之一,尽管我们的观点分歧极大。

 20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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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1月9日 Posted by | Life | 5条评论

珍惜真话——读《巴金的意义》有感

今天我的一个朋友给我送来一篇文章,《巴金的意义》(徐岱),告诉我要懂得珍惜真话。
 
不过很可惜我没有找到网络版。只有一个数据库有这篇文章,不过好像并不对公众开放。下面的链接是这篇文章的开头和引用文献。
 
“文人巴金有文化关键字三个字‘讲真话‘”,“讲真话”就是这篇文章要说的主题。“所谓‘讲真话’也就是让人类从文明历程中的种种挫折与错误中吸取教训,看清前进路途上的各类陷阱,避免让罪恶的幽灵死灰复燃,防止过去的悲剧轮回重现。”
 
读完这篇文章,我感慨良多。一个主要原因大概是,这几天听多了看多了诸如丁小平,蒋春暄,黎明等妄人的言辞,以及什么“中国挑战相对论网”UFO研究学会”之类的乱七八糟的组织和机构,让我觉得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处在何世。这些妄人和奇怪的组织所说的话,在《巴金的意义》面,被称为“怪话”。“因为这种言语只是利用了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说法,和’不想知道狗咬人的事实,只有兴趣人咬狗的新闻‘的心理,而制造出来的种种走火入魔的东西。”
 
虽然这种怪话在真正的行家手里,不屑一顾。但是“怪话无须像真话那样,必须担负起沉重的人文责任才能登场”,“人类喜新好奇的天性让我们往往无视真话的朴实,而那些哗众取宠的怪话却总是能够让我们陷入圈套”,所以“投机取巧的怪话的诱惑和产量要大得多”。作者断言,只要言论足够开放,怪话“就能以压倒性的众声喧哗之势和光怪陆离标新立异的手法迅猛繁衍,在同朴实无华的真话的较量中占得优势,并最终将其全面击溃彻底淹没。”虽然结论有些悲观,不过从今日的中国种种稀奇古怪的现象来看,还是相当正确的。普通的民众并没有能力,也并不想去分辨,他们所听到的关于中医、性泛滥甚至UFO的情况是否属实。这些“怪话”成功的把“真话”压制得几乎“彻底淹没”。
 
作者告诉我们,“实话只是单纯地属于‘知识论’,而真话却同时拥有其‘伦理学’。”而“伦理不是为了让人能装模作样而发明的文化装饰,而是‘确保各种交易能够进行的手段’,关系到人类根本利益的兑现。”讲真话的意义在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然后作者深入阐述了讲真话的困难以及真话匮乏的原因。让我最感到惊讶的是作者引述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话:“我国人无论治何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馋以他项目的,而决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比如讲中国史,听见外国人鄙视中国,心里就老大不愿意,总想设法把中国的优点表彰出来,一个比一个说得更好,结果只养成全国民的不忠实之夸大性。”当年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在新语丝上,我们所看到的类似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于是我又感慨,我们中国人再次重复了历史上的愚蠢。但更让我辈忧心的是,这样的现象将长期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并很可能继续“发扬光大”。
 
作者告诉我们,“获取真话最重要的保证不是学问而是良知。”虽然学问是获取真相的最好手段,但缺失了良知,有再多的学问,他也讲不了。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把中国的许多所谓“教授”“学者”“大师”“名人”的名字,都写在上面。
 
作者在最后说,“讲真话是思想之美和人格之美的生动昭示,这样的美值得我们向其献上深深的敬意,因为它是生活世界里唯一的光源,照亮了我们的未来。因此,让我们向美致敬,让我们懂得珍惜真话,让我们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将巴金的名字永远铭记。”让我们怀着唾弃的心情,将余秋雨的名字也一并铭记。

2007年01月3日 Posted by | Books | 一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