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印象

五月底和我老婆去了一趟丽江，以及周边的梅里雪山和泸沽湖。我们运气不错，该看的美景都看到了（也顺便感谢越野者阿明和几位一起走的朋友）。蜿蜒曲折的滇藏线，绵延壮丽的日落金山，绚烂美丽的泸沽湖日出，以及婉约动人的丽江清晨，都让我念念不忘。其他的诸如虎跳峡的雄奇陡峭，松赞林寺的金碧辉煌，茶马古道的风尘仆仆以及永明冰川上覆盖的厚厚山灰等等等等不一一细说了，印象深刻。穷山恶水造就了当地的人们，也造就了如此景色。

一群群幻想休闲的游客在丽江来去匆匆，他们踏着富有节奏感的纳西鼓点，一遍遍用双脚丈量着这座古城的一切。商铺的老板们，都在努力“招呼”游客们光顾他们的生意，连街边卖水果的小贩们都很焦急，一遍一遍地推销着据说是自家的桃子和葡萄。每个人都在穿街走巷，每个人都在讨价还价，每个人都在摆姿势拍照，每个人都在吃酸奶，每个人都在邮寄明信片和鲜花饼，每个人都在泡酒吧。当然，每个人都住在客栈里，每个人都沐浴着春夏之交，温暖炫目的阳光。

外来的游客不断地冲刷着大研古镇，把早已光亮的路面磨得更光更滑，早已把茶马交易冲刷成似是而非的民族服装，打击乐，小吃和酒吧，也早已把原住民们冲到了古镇外。出现在古镇内的纳西族人，除了卖水果的小摊贩，其他多半都散布在古城，兜揽散客。在这里，悠闲晒太阳的只有懒洋洋的宠物狗们。有人为它们梳理毛发，为它们洗澡，喂它们食物，陪它们玩，甚至直接给它们钱。人类心甘情愿，它们心安理得，偶尔互相吠一吠，也只是为了发泄一下多余的精力，然后继续悠闲地等待人类的服务，仿佛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客人心甘情愿，主人心安理得这才是常态。与此相对照的，则是“古城维护费”。哪有主人逼迫客人交进门费的？只有土匪才会拦路抢劫。从梅里回来快到丽江的路上，我们的车就遇到了这样的土匪。导游无奈地说了句“哪里都有地头蛇”，乖乖的让他们上车检查。为了让他们自己心安一点，据说每张古城维护费收据，都能参加一年两次的抽奖。如此心虚，哪有半点主人的气度？再对照当年纳西族的土司，为了方便茶马交易，故意把古城设计成了四通八达没有城墙的样子。当年的宽厚自信，照射出现在的当权者比马尿还要骚气。

相比较起来，泸沽湖边的摩梭族人更像主人。他们会委婉地劝你不要把脚伸到神圣的泸沽湖里去；他们会夸奖划桨划得好的游客；谈好的交易没能继续他们也不着恼，只会笑着说没关系；甜品店的主人把酸奶拿给我们之后，自顾自进里屋聊天去了，直到要结帐了才不情不愿地出来收钱。

连头带尾总共十天的行程，要看遍当地的风俗人情当然是痴人说梦。连经过的民族，也才知道纳西族，藏族，彝族和摩梭族。大部分的行程都在路上车上，连走马观花都算不上，但总体上看起来当地人民很友好，各民族和谐。另有几个小细节，折射出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1. 在去香格里拉（藏区）的路上，不让拍照的军人用机器扫描了所有中国人的证件；我老婆的新加坡护照，他只是瞄了一眼；

2. 松赞林寺主殿上居然挂着云南省统战部的牌匾；

3. 只要扫描身份证，藏区的酒店可以看到每个游客的很多资料；

4. 去负责接待游客的藏民家，在释迦摩尼神龛旁挂了红太阳的画像；

5. 最后一个跟前几个不一样，在松赞林寺的偏殿里，供奉着现任达赖的画像。

自由主义与族群

知乎上有人问：“自由主义者如何处理自由主义信念与自己族群认同的关系？” 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成为一个问题。如果说自由主义信念是比较明确的话，“自己族群”是个什么东西，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可以很宽很大，大至一族一国；也可以很小很窄，也许仅仅指一个大家族或村落。我猜提问者在这里指的是中国或者汉族。若我猜对的话，那么这两个概念，还真是凑不到一起去。中国或者汉族都过于笼统，不同地方的汉人差异，说不定比一些不同国家的人差异都大。用汉人作为“自己族群”实在有点离谱。而且除了汉人，中国还有其他民族，你有你的族群，他们有他们的族群，这该如何是好？用中国比汉人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再往下，用“浙江人”来形容我，比汉人和中国人都要稍微靠谱点，但也仅此而已。来自浙北平原一个小村子的人这个定义更适合我。也只有那个小村子，我才能说是我的家乡，称那里的人们是我的“族群”才算靠谱，但我的族群并不代表说认同我的理念。我大概比较幸运，我们没有理念上的冲突。没有政府，他们照样能够活得很舒服，或者说更舒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本来就与世无争，只求安稳舒适，与自由主义理念完全不相冲突，我也犯不着用拗口的概念去折磨他们。我也想起来，胡适对待婚恋的态度。这个例子比较旧，不过也能说明一些问题。甚至还有鲁迅，当然我不认为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不过事不同而理同。就算我的理念与我的族群并不合拍，甚至可以说是对着干的，也不代表我一定要和我的族群决裂。各存理念，争一争也无妨，各自向着自己的方向努力也就是了。

辉格用“民族原本是一种语言共同体”作定义，我个人非常赞同，我的族群完全符合这一定义，当然在非常狭义的范围内。按照这个定义，汉族其实应该分为很多民族，最起码吴方言得算一个新的民族。若要较真的话，分个三五个小民族都没什么问题。

我之所以把我的“族群”划得这么小，主要原因是高中毕业以后我就远走他乡了。如果成年后，我留在家乡发展，我必然要扩大我的生活圈子和人际关系，也许我就会写上我的小镇，甚至还要加上周围几个镇，几个县来算做我的“族群”。不过话说回来，我在新加坡生活十多年，当到现在为止，我还谈不上说这是我的地盘，谈不上说这里的人是我的“族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么强烈的归属感。

与此对应的，我觉得我相当认同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希望能够实践这种价值观。我愿意被人称作自由主义者，并愿意把那些真诚相信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朋友称作志同道合者（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因为这个原因，我还有机会当当“汉奸”，这两个概念在这个地方倒是联系起来了，悲哀得被对立起来了。这也很可能是这个问题被提出来的原因。若把这里的族群换成“中国”，把自由主义理念转换成右倾的话，这种对立可以解释当代史上的很多事情。

变革的压力来自底层：访问陈光诚

前几天在译言上看到一个古登堡计划，去试了试其中一本书的试译。完了觉得也想空余找点事情儿做，就做了两篇翻译。其中一篇叫《陪审团：六人，还是十二人？》已经发布，没有评价也不知道翻得如何。另一篇就是题目所说的这个。在翻译之前我就知道这篇无法发布，但要走一下流程，看看他们怎么处理的。结果翻译后等了三天，译言才给我打回草稿箱，也没给理由。于是我就把它放到我的博客上来了。原文题目及地址为：”‘Pressure for Change is at the Grassroots’: An Interview with Chen Guangcheng”

更新：晚上10点译言终于给了我原因，虽然很官方，但这是必须要给的。

亲爱的译者，

您好！

非常遗憾，我们无法在译言公开发表您的译文《变革的压力来自底层：访问陈光诚》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340071/300096。我们理解您为这篇译文倾注的心血，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我们无法在译言公开发表这篇译文。如果您没有存稿，请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将译文副本发送给您。联系 邮件：contact@yeeyan.org

我们为此向您致以由衷的歉意。感谢您对译言的支持，我们期待您翻译的科技、商业、文化等各类非时政性精彩译文，用译言的方式为中文互联网增添光彩。

然后我发现，这篇文章从草稿箱里消失了。

下面是翻译全文。

变革的压力来自底层：访问陈光诚

作者：Ian Johnson

翻译：木鱼桥/muyuqiao

Ian Johnson

2012年6月20号，陈光诚在纽约大学

在中美高层磋商以后，来自中国的维权律师陈光诚，上个月到了美国。几个星期前，陈戏剧性地逃出了软禁他的位于华北（原文northeast China有误，应为north China，译者注）的东师古村。当时他在夜里翻过了一座墙，然后在亲戚，朋友和支持者的秘密帮助下，最终到达了几百英里外位于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在5月份，一份协议允许了这位41岁的律师，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离开中国，前往美国纽约大学法律系学习。在纽约大学法律教授Jerome Cohen的帮助下，陈将很快开始学习美国残疾人法——他本人在童年的一次高烧中损伤了视觉神经而成了盲人。他相信回中国后，这将帮助他改进中国的残疾人法。

上个星期我与他在纽约大学的一间教室里进行了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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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 Johnson: 你如何评价中国官员经常性地无视中国自己的法律？这是不是由于监督和平衡的缺失，导致官员们认为他们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陈光诚：那也是因为他们不敢做对的事情，不敢不做错的事。中国警察和执法者们，难道你认为他们不懂法吗？他们当然懂。但是这些人还是非法软禁了我。他们都知道（他们在做的都是非法的），但是他们不敢跨出一步去纠正这种情况。他们也做不到。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新华社记者（应该是《财经国家周刊》的记者石玉，译者注）来看过我两次，结果他失去了他的工作。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旦你进入了那个系统，你就需要作恶。如果你不做那个恶人，你将无法生存。

Ian Johnson:这种情况是怎么来的？

陈光诚：无神论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既得利益者为了自己的好处丧失了良心和道德。他们不想让你说出真相，他们自己也不敢。如果你说出真相，你还怎能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如果你想继续这么做，你就必须撒谎。

Ian Johnson:为了成功，没有什么是中国人不敢做的。中国人常说这是一种信仰危机。

陈光诚：你说的这个不全对。你说“中国人”，这是不对的。如果加上“那些在政府部门的”，你就全对了。在农村，人们仍旧遵循传统的美德和生活方式。

Ian Johnson: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不是超过了8千万？

陈光诚：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基层官员。大部分与普通人没什么不同。那些确确实实握有实权的，只限定在几万人。你不能说这8千万人都是坏人。

Ian Johnson:你在农村长大，在你家中，有没有人相信宗教或者类似的信仰？比如基督教，佛教，或者民间的宗教信仰？

陈光诚：没有，没有这样的组织。不过中国文化中有对传统美德的信仰——那里或许有佛教的内容，但你不必是个佛教徒。人们的公共美德算不上是宗教，那是善自然而然的延伸。

Ian Johnson:中国政府需要某种政治改革或者说道德上的改善吗？

陈光诚：我不认为那与改革有关。社会在发展，信息的传播变得越来越透明。人们渴望善意，或者说深植于人们心中的道德感是无法被暴力所摧毁的。他们无法阻止历史的潮流。

（海外的）人们通常只关注中国城市中的精英。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他们就完全误解了现代中国。近年来最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农村。西方人喜欢训练基层的官员，提高他们对法律的认识，这样普通人就能掌握法律并能推行。比如像躲猫猫事件，孙志刚事件，2008年地震中大量学生伤亡的事情，也包括我自己的事情——这些事件的发酵都是因为普通人要求改变。所以决定性压力来自底层。

Ian Johnson: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经济状况很糟糕，他们并不是有钱的活动分子。

陈光诚：是的。当我在做农民生存状况和强制堕胎调查的时候，口袋里有多少钱你是不会相信的。我不需要为住宿和食物付钱，这些通常由当地人提供。我只需要为公共汽车或者出租车等交通工具付钱。即使这样，我也常常不够。曾经一度因为缺钱，路上非常非常辛苦。如果我当时有5000元人民币，我就不会把我的调查仅仅局限在几个县了。我可以把它扩大到几个省份。

Ian Johnson:那是2005年，那时你的家庭还很困难吧？

陈光诚：啊，也许你并不了解我的村子。当我上学的时候，只要有吃的我就很开心了。在底层很多人想参与做点事，但做不了，因为太穷了。现在通货膨胀这么高，但没有人的收入得到了提高。大部分人的情况是这样的：你种东西只能让你活下来，所以你必须出去找活做。如果你不出去卖力气，你就只能勉强活下来。不仅仅我家是这样，许许多多中国的农民家庭都这样。

Ian Johnson:你认为城镇化对人们有好处吗？他们可以进城然后挣更多的钱。

陈光诚：不，我不认为那有好处。现在在搞的是盲目的城镇化。城市会随着时间自然而然扩大的。现在他们打算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这个过程。现在城镇化的主要原因是让经济数据好看——给经济注入泡沫。

Ian Johnson:难道城镇化没有好的一面？

陈光诚：我想那些去城市并在那儿工作的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在的这种把农村转变成城镇的方式，我不认为那是有好处的。村民们通常只能依靠那些简单的活生存，比如在田地里劳作，养鹅，养鱼之类的活。那现在发生了什么？他们把村子变成了一幢高层公寓，那就是全部了，一个村子就这么一点东西。然后那些土地就变成了被官员控制的房地产项目了。村民们该去哪里工作？这么做行得通吗？

外国人看到中国的人权问题，通常他们看到的是那些比较有名的人。但所有那些侵犯普通人权益的事情，他们都不知道。你知道我的情况，但你不知道中国那大量的残障人士，受暴力和虐待的妇女们，以及孤儿们的处境。你大概对他们所知不多或者仅仅知道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这些才是那些官员们害怕的原因——因为他们才是知道问题真正严重性的人。他们非常害怕民众组织起来。这在农村是非常棘手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经常采取软禁等措施。他们甚至都没打算找一个借口就做了——他们就这么害怕。

Ian Johnson:所以官员们其实是清楚农村紧绷的现状的？

陈光诚：那些领导人什么也做不了。中国有句话叫，如果你自己都不对，你怎么可以去纠正其他人呢？他们的儿子女儿们都已经移居海外了，在中国的只有他们自己。他们怎么能够说服其他人呢？他们一起贪赃枉法，所以他们不能互相指责。不过他们非常清楚，如果情况持续下去的话，他们早晚会被打倒。

Ian Johnson:今年秋天的十八大高层换届以后，情况是不是会有什么不同？

陈光诚：每个领导人都不一样。毛泽东与华国锋不一样；华也跟邓小平不一样；邓与胡耀邦不一样；胡与赵紫阳不一样；赵与江泽民不一样；江与胡锦涛也不一样。所以习近平也将会不一样。但就算他们都不一样，除非人民去抗争，他们是不会主动放弃权力的。

Ian Johnson:你的意思是这取决于人们的抗争？

陈光诚：这不是普通人的责任，不过他们正在觉醒。他们正在清醒地观察着这个社会的种种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国社会必然会发生变化。问题是如何变化。最好的办法是法律有宪政的保障。如果不朝这个方向走，人们不会满意的。

Ian Johnson:你谈论的觉醒，技术在这里重要吗？

陈光诚：当然，非常重要。新技术让新闻更自由，把中国推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让掩盖消息变得更难。

Ian Johnson:但是推特被禁了。要上推特就必须跨过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很多活动人士无法在新浪微博（中国最受欢迎的跟推特类似的服务）发消息。

陈光诚：我想他们翻墙比我当时要翻的墙，容易得多。这个不成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普通人没法上网。现阶段，中国的手机拥有率很高，不过农村的网络普及率相对还很低。所以我认为那些国外电台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短波广播服务是错误的。过去，我们经常听德国之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当然还有美国之音。但这些国家计划缩减甚至取消这些服务。这说明这些人不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况。

Ian Johnson:如果或者说当你再次回到北京，你会回到农村去吗？

陈光诚：如果我能够决定的话，我会回到村里去，但是……我没那么乐观。我非常清楚农村的情况。我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什么，我也可以看到变化。看看乌坎，看看太石村。这些变化都发生在农村而不是城市。

Ian Johnson:这是因为村民的道德水平更高还是他们的处境更恶劣？

陈光诚：明辨是非的情绪更强烈，也是因为他们更现实。

Ian Johnson:你对城市的活动人士怎么看？

陈光诚：我没有谴责城市人的意思。那里有很多好人。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对农村不太在乎。很多人从2008年四川地震中得知了很多农村的情况。他们去灾区看到了灾难，并且发现了腐败等问题。

Ian Johnson:这场地震对这一代人来说，是不是与六四对上一代人那样？

陈光诚：不。六四影响真的很大，哪怕是在农村。在农村的夏天，人们有在晚饭后坐在一起聊天乘凉的习惯。六四发生了什么他们知道的一清二楚。每个人都知道死了很多人，坦克轧了很多人。没有人认为六四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人们还是不断地提起这件事。如果人们在讨论一次与政府相关的冲突，他们会说，“对还是错，我们能做什么？难道六四的学生不对吗？但他们被打死了。我们有机会吗？”

2012年六月26日，下午4点55分

正义，幸福与责任

对于旅游，通常没有强烈的目的感，对于那些被推荐的，通常很美很大很有名的东西，兴趣也不大，最好是走到哪儿算哪儿。预料之中的美好和预料之外的惊喜，都是幸福。

写下文字大部分时候并没有必要，尤其是看完一本书的时候。很多书中阐释详细和证明精彩的常识，重复起来索然无味。但看书的人少，肯思考的人更少。拾人牙慧，不得已也不得不，不断被重复的常识才能最终成为常识。不过这一次还有更多的理由，在看这本书之前，我还有一些个人关于此问题的想法，可以做一点印证。

我的kindle不幸在途中压坏了，我不得不把我带在身边的这本实体书读完了。这是上个月从新加坡读书馆搞的换书活动中换来的，叫《正义：一场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作者是哈佛的Michael Sandel，那个公开课的教授。我曾经看过他公开课的第一讲和第二讲，印象深刻。不过看了书我才知道，他要说的东西还真是重要，也让我对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做一些整理归类。

基本上，他只谈了一个问题，即依据怎样的原则所建立的社会，才是“正义”的，或者说最符合“正义”的。我也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不过我更喜欢用“公义”来代替正义。“公义”这个词我从教会里学到的，放在这里当然没有宗教意味，不过却从另一方面说明，我要表达的东西，在平常的语境里，没有相对应的合适表达。或者说，正义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下，从未被阐释清楚过就已经被污染了，就如自由，就如共和，所以我拒绝使用。

我本来是想根据这本书所谈到的事例和原则来评价我们中国，或者说天朝的。我更喜欢用“天朝”这个词，天朝更适合我国的国名和性格。同样的，这本书里所谈到的种种事例，如果放到天朝语境下就会狼狈不堪，根本无法讨论。比如各种各样的法院判例，比如征兵制，比如对于历史罪行道歉的逻辑探讨，比如大学入学的原则等等，一旦放到天朝语境下，每一个话题都会引发无穷无尽的争论和固执的判断，最终必然会上升到体制和社会的种种，最终使得任何一个话题也无法深入和继续。虽然这也是本书的目的——探讨公义社会的原则——可惜这在天朝完全无法实现。美国可以把这样的话题作为本科生的入学课程加以探讨，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美国社会在“公义”上，远远走在我们前面。

回到那些原则。我自认是个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的一些核心价值，也理该归入一个公义社会的原则之中。看完本书，我能够把自己归类为罗尔斯的自由主义范畴之内，虽然我的出发点并不跟他一样。罗尔斯的“契约论”建立在“无知之幕”的原则之上，即想象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都有什么样的地位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所订立的社会原则和契约。罗尔斯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基本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将会得到保障；另外，经济和社会上的平等——“虽然不必收入平均，不必达到均贫富，它所允许的不平等却只限于有办法让社会最底层往上进取的那种。”不过这么看起来，“无知之幕”只是不知道自己的将来，所参与契约的每个人却都是知识渊博的理性人，否则我不相信在没有经历过“共产主义”的悲惨尝试之后，能够订立出如此原则。不过若他们是这样的人，有没有无知之幕却并不再重要了。换句话说，有了无知之幕而没有相应的背景和智慧，会有赌徒，会有圣徒，会有共产主义者，但未必有公义。

所以我的想法与他有些区别，尤其是对待知识或者智慧这一类人的时候，虽然我们想要得到的原则是如此接近。我出生贫家，农家，但不否认精英主义倾向。在阅读了一些关于黑五类和右派的文字之后，我发现我对于一些特例独行，坚持己见的人的敬佩和对他们所遭受的苦难的同情，远远高于其他任何苦难。这些坚持，是人之所谓人的一些原则，即本书第五章所谈的康德的自由主义所提到的，人即是目的，具有绝对价值。对自己不认可的东西，不肯表达同意，是一个人的义务，一个人的自由。若失去这种自由，则人被降格，不再完整。这些为康德的原则所认可的“人”所遭遇的种种，才是这个社会最大的不义。这类人在天朝（世界）是如此稀有，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可能提供必要的条件，包括免于饥饿，免于恐惧，能够得到基本的教育，得到基本的生存能力。所有这些基本条件，都包含在罗尔斯所说的“它所允许的不平等却只限于有办法让社会最底层往上进取的那种。”他们的存在才能够为社会指明公义的方向，无知之幕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

第九章的题目叫“有归属就有责任”，这是自由主义原则中的短板，也是我之前所未曾想过，而这两三年来却不断影响我的一个问题。对于天朝我有归属感吗？其实我并不确信，就算有也非常淡漠。但对于我的小村子我有归属感吗？我会给你一个肯定的“有”，尤其是这两三年来，这种归属感越来越强烈了，以至于懒散如我，也不断的写下关于家乡的文字。既然我对天朝的归属感的淡漠，那是不是说我对此就不需要有什么责任？这也不对，我的村子属于这个国家。书中所提到的南北战争中，南军的主帅李将军在面对联邦与家乡的两难中，最终选择了家乡。他说：

“我对联邦虽有一片赤诚，却横不下心来与自己的亲族、小孩、家乡为敌……如果联邦解体，而政府瓦解，我会回到州乡，与乡亲共赴苦难。除非是为了捍卫州乡，我将不再拔剑。”

他所捍卫的逃不了争议，但他的思考值得我们佩服。千年以后我们回顾汉将李陵的遭遇，再对比这位李将军，我在想，这件事若发生当代中国，还有没有太史公这样的人，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

两头花烛（z）

我哥开博了，第一篇文章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也很感兴趣。不过他知道的确实比我多，所以我偷！

前天快下班时，突然接到表妹的电话，说是和她爸妈在电话里讨论他们小两口订婚的事情时大吵了一架。原因就一个：结婚以后他们小孩的姓氏问题。表妹和她的男朋友理所当然认为未来小孩跟爸爸的姓，但遭到了女方长辈的强烈反对。突如其来的严重观念冲突另小两口无所适从，便开始打电话求助。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问题了，最近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先说老问题。
在我们那里的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如果新婚夫妇第一胎生的是女孩或者男方倒插门的情况，可以生第二胎。80年代以来，如果按概率估算，大部分家庭的小孩的构成情况如下：一个男孩（约50%），一个女孩一个男孩（约25%），两个女孩（约25%），另外还有极少数其他构成情况（一个女孩，两个男孩，有双胞胎，其他违法生育情况）。进入21世纪后，这批孩子进入婚育年龄，问题就来了：两个女孩的家庭如何保证传宗接代。
若在以前，农村很少没有儿子的家庭，少量这样的家庭则可以通过倒插门的的形式基本能解决问题。但在出现大量没有儿子的家庭的同时，又没有大量多余的男孩可供倒插门，孩子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开始着急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是个大问题，接踵而来的还有农村长期形成的养儿防老问题。所以，没有儿子的家庭不可能很简单的同意把女儿嫁出去。
不得不说，民间的智慧令人惊叹，“两头花烛”基本解决了上面的问题。
中国人是含蓄的，农村人更甚。“两头花烛”的实质是打“倒插门”擦边球，为的就是获得生二胎的权利。
我们那边传统的婚礼中，新郎迎娶新娘进门后，需要举行拜堂仪式。与其他仪式不同，结婚仪式点的蜡烛不是普通蜡烛，而是花烛（共两支，蜡烛上插满了各式花样的图案，仪式结束后，花烛由新郎的舅舅、姑父等人移至洞房，并由专人看管直至蜡烛消耗完）。拜堂仪式一般在男方家中进行，如果是倒插门，则在女方家中进行。所谓的“两头花烛”，就是在男女双方家中都要点上花烛，举行拜堂仪式。如此一来，整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过程，既不能叫娶媳妇，也不能说是倒插门，但对于男方家长来说是取了媳妇，对于女方家长来说是得了上门女婿。这个过程慢慢受到大家的认可，俗称“两头花烛”。礼成，夫妻双方在官方登记为“倒插门”，二胎的指标自然就到手了。
虽说是个简单的仪式，但前后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涉及男女双方两个家庭，整个过程充满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首先需要双方家长同意采用“两头花烛”这种形式，如果有一方不同意（尤其是男方），那小两口可能直接就拜拜了。其次就要说服小两口结婚后至少生两个小孩。最后就是小孩分配问题了：第一个归哪边，第二个归哪边，甚至可以有条件约束。一切问题谈妥了，就可以商讨婚礼的事情了。严肃一点的，会签字画押。当然，这种婚礼，就没有嫁妆啊、彩礼之类的问题了。

再说说新问题。
随着农村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非农户口人口比例也越来越大。这些人结婚的时候，双方家中的父母传宗接代的思想并未改变，但非农户口的计生政策和农业户口是存在明显差别的：非农户口只有在夫妻双方均为独身子女时，才能生育二胎。问题来了，只要一方不是独生子女，就不能合法生育二胎。这种情况下，除非一方家长没有这方面的思想需求，那双方的矛盾就变得不可调和。

我表妹那个问题，现在看来还有解决的办法，他们小两口都是独生子女，按现在的计生政策，只要承诺将来生两个小孩，并且有一个小孩跟妈妈姓就ok。但在城市里生活，要养育两个小孩，压力可想而知。

余杰去国及其他

余杰去国，摩罗转身，孔和尚背靠朝鲜骂香港。摩罗转身让人心痛，孔和尚则已成笑柄。曾经的北大三杰，只有余杰，顺着当年的方向，一路走下来，直到流亡他乡。余杰在他的《火与冰》中写道：

流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维度，一个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一种人的生存方式或临界状态。流亡者是人类文化的传承者，他是最容易受到伤害，却又最不容易被伤害所摧毁的人。

不幸他一语成谶。但他的不幸是我们国家的幸运，当然更是北大的幸运。虽然这幸运首先是建立在耻辱上的：逼迫自己的公民流亡海外，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一件光彩的事情，这样的国家无论如何也与伟大无关。“活埋”成了网络流行词，国家机器如此赤裸裸地威胁恐吓，更是耻辱中的耻辱。

性格决定命运，当然是在有选择的基础上。余杰至少有流亡的选择（“所有选择都是被选择”，这句话放在建国以后的中国，非常贴切），从这点来说，当今中国起码比“黑五类”时期的中国好的多了。不过，忏悔反思的缺席，让这点进步犹如风中的小舟，很容易就会倾覆。

余杰以基督徒的身份，一路走到了现在的状态，这点既让人欣慰也让人惋惜。基督教给了余杰温暖和力量，是中国追求自由和希望的一股蓬勃的力量。但同时余杰却给人一种自身内心不够强大的感觉。在这点上，余杰逊于刘晓波和流亡在外的高尔泰和李颉等人。余杰自己在《火与冰》的开头写到：

朋友警告我：你的思想太偏激，要是生活在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年代里，你一定会被捆在火堆上烧死。

我笑着回答朋友：你也太高估我了。那时，我大概已经堕落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

用“高估”来形容自己，余杰很有自知之明，但也体现性格中的软弱之处，为走上信基督的道路，做了一些铺垫。当年的余杰可以用“堕落”来形容教徒，不知他现在看到这句话该做如何想。

（不过这上面有句话：“流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维度，一个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一种人的生存方式或临界状态。”是不是余杰写的，现在我存疑。因为我查到刘小枫也写过一句一模一样的句子。从年代来看，原作者多半是刘小枫）

我的家乡——蜜蜂篇

想写的东西很多，不过越写越没有底气，发现很多东西连淡忘都谈不上，而是从不曾了解过。曾经长大的村子，那你自以为了解的几十户人家的小小村子，有很多的秘密，大部分在我发现之前可能就已经消散了。一个小村子尚且如此，大如国家，该如何去保存记忆？

我已经很多年没在家乡见过蜜蜂了，主要是时间不对，碰不上。以前家乡那边是三熟制，早稻，晚稻，然后在深秋人们种上油菜或者小麦，大部分人家会选择经济价值高一些的油菜。于是每年清明的时候，油菜花开，一片嫩黄，淡淡的香味沁入心脾。每次看到什么云南新疆那大片的油菜花，我就想起家乡来：我们曾经也有，我家也曾种过。

大片的油菜种植也带来了大群的蜜蜂。水乡不比其他地方，这里几乎完全没有闲地空地，没有额外的地方给勤劳的蜜蜂们做巢。于是它们跟家里的另一住户燕子一样，在我们家里修起了它们自己的家园。

村子里曾经的房子，主体结构都是木头的。柱子，大梁，椽子，楼梯，楼板几乎全部都是木头的。框架起来后，人们在框架中间砌墙，最早的是土墙。哥哥说，土墙是用当地的泥土混合大米熬制的粥所做，这样起码不至于为水所侵。南方多雨，稍一下雨墙就塌了总不象话。蜜蜂们就在土墙上做窝。这些蜜蜂与我从书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我并不曾见过蜂后，我也怀疑它们究竟有没有蜂后，主要原因是它们的窝就是墙上的一个个小洞洞，每个洞直径不过一厘米，深度也不会超过土墙的厚度。这样的一个小洞，最多住几只蜜蜂——我从小一直以为一对蜜蜂夫妻住一个洞——不可能有什么蜂后。

我小的时候，村里土墙已经不多了，取而代之的是青砖甚至红砖，而我家还有一段土墙，所以当时我家的蜜蜂尤其多。土墙一米多高，不过30厘米厚，长五六米，把我家与叔叔家隔开。土墙上面密密麻麻到处都是蜜蜂洞，大概从垒起来的那一年开始，蜜蜂们就开始在上面做巢了。每当群峰飞舞，家中一片嗡嗡声的时候，我们就会找来玻璃小瓶和细竹棍，准备抓蜜蜂。每当看到哪个蜜蜂爬进了一个洞的时候，就赶紧把玻璃瓶口对准那个小洞，用竹棍慢慢拨弄驱赶那可怜的蜜蜂，直到把它赶到瓶子里为止。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我拿那些可怜的蜜蜂做过什么残忍的“实验”，总之不会是什么好事。后来土墙就没有了，家乡的油菜花也一年比一年少了；再后来就很少回家了；最近的十年，则从没在清明时候回去过。在家乡找不到油菜花的蜜蜂们，可曾沮丧失望过？可曾打起勇气飞向下一片蜜源，又或者就这样永远消失在曾经的水乡？

我的家乡——游泳篇

水乡河网密布，不管往哪个方向走，不出一刻钟必会遇河。而绝大部分的村落，也都是沿河而起，每隔几户人家，就会有石阶伸入河中，以便我们淘米洗衣服。我们管那些石阶叫“石（音：za，二声）堍（tu，四声）”，而相应的，桥的两边就叫“桥堍”。

夏天是水乡最活跃的季节，不仅仅是大人们，更是小孩子们的。虽然有些时候需要帮助大人们收割，排水或者种田，但顺便在田边地头抓抓鱼，逮逮田鸡，虐虐蛇，捉捉知了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不过乐趣最多的还是泡在河里，嬉戏打闹，追来逐去，甚至挖河蚌，摸螺蛳，排着队地从船上往水里跳。

我们方言里其实没有“游泳”一说，也没有单独“洗澡”这一说，我们管下水叫“大浴”。方言里的“大”是洗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洗浴。不过有个单独的“游”字（音yu,二声），与普通话的“游”一样的意思。

我天性胆小，大概7岁的时候才学会游泳。这在我们那儿已经是很晚的了，尤其是在男孩子中。“游泳”这种东西在我们那儿是没人教的，在水里多泡一段时间，由近及远，慢慢熟悉了，胆子大了，自己也就学会了。而我只敢趴在“石堍”上，死活不敢让四肢完全离开地面。我爸对我的胆小非常气愤，那次气急，直接抓着我的一手一脚，把我给扔了出去。从此以后我胆子才慢慢大起来了，很快就学会了“游泳”。对当时的我来说，学会的意思，就是能够不借助于任何东西，从河这边，游到几米远的对岸。我记得当时害怕得要死，把手使劲往前伸，双脚拼命打水，闷头往前游，一口气快憋不住了，手才堪堪触到对岸的泥土，终于完成了这人生的头一遭。

十多年后看到家乡小孩子们排着队在离水面2米多高的桥上（木鱼桥）往下跳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惭愧。他们中最小的绝对不到6岁。当年我只敢在船上往水中跳，最多也只是从那座低矮的“聚福桥”上跳过，从没有在木鱼桥上往下跳的胆量。如今这些小孩都到了进大学的年龄了，木鱼桥也早已弃置不用，相应的那段河，已经基本不能下水了。自家门前的那曾经开阔的让我害怕的河面，因为前后人家有意无意的侵袭，现在几乎都可以跨过去了。那曾经在夏天的晚上繁忙热闹的“石堍”，现在则被弃置，被掩埋，最好的也已经堆满了泥土和落叶，渐渐的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从记忆中淡去。

刚来新加坡的那几年，每次夏天回家，我多多少少都会下水几次。这几年，我再也不曾下去过。我爸跟我说他多半不会再下水“大浴”了，水乡的人们不下水，那我们还能算是水乡的人吗？

我的家乡——田鸡篇

我早就想为“田鸡”们写点东西，却一直没有动手，直到今天。我想为田鸡写点东西，主要是出于一点愧疚。

小时候家里养鸭子，每年都养。它们的一部分食物，就是田鸡。每年到了夏天，田鸡们就开始活跃起来。然后每个早晨上学之前，我就跟着我哥，到外面的田里渠道边“钓”田鸡。当鸭子渐渐长大，早晨钓的田鸡不够它们吃的时候，晚上放学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出动一次。

钓田鸡的工具很简单：一根一米左右的竿子，一头绑一根细线，细线那头绑上诱饵。这诱饵也简单。每天的第一个诱饵通常是卷起来的一小片叶子，当我们钓到第一只田鸡的时候，就把叶子扔掉，换上这只倒霉蛋的后腿。倒不是叶子不容易诱惑田鸡——对田鸡来说，只要是动的，大概就是能吃的——而是不够坚固，容易被扯掉。钓田鸡其实是很容易的。把诱饵抛到田鸡出没的草丛里或者长满水稻的天边，上下前后小幅度抖动，有田鸡看到，多半会跳出来，咬住诱饵不放。有时候不止一只田鸡跳出来，我们就把先咬住诱饵的提到左手拎着的蛇皮袋里，甩进去后把另一只再钓过来。一个早晨，我哥跟我加起来，肯定是过百的。我哥说我水平属于中下，一般都能抓50-100，看来我所记得的量还是比较保守的。这么算下来，一个夏天就算只有两个月，被我们哥俩逮住的田鸡就得几千甚至过万了。我觉得我的愧疚感又增加了。

不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钓田鸡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起码比起钓鱼的惨不忍睹来，实在是好太多了。除了偶尔失手以外，大部分都“顺利”地进了我们的蛇皮袋内，然后进了那些鸭子的肚子。我猜我们家的鸭子应该比邻居家的要长得快，不过被我哥否定了。我猜他也没有什么依据。

田鸡，就是通俗意义上的青蛙，不过对于我家乡来说，用“田鸡”更加贴切。这既跟方言一致，也因为通常我们所说的那种，并不是青色的，而是灰褐色或是棕褐色的。家乡的田鸡，据我所知有三种，各自有不一样的定语加在“田鸡”前面。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其他两种都是青色的。下面介绍一下家乡的田鸡们。

我们方言里把这种青蛙叫“红毛田鸡”，数量不多，学名是“黑斑侧褶蛙”，很漂亮很威武，体型是三种田鸡中最大的，也是我们当地唯一食用的青蛙。不过这也是最难钓到的，尤其是那些个头很大的，非常机灵，一看不对立马掉头就跳。很多时候明明已经咬上诱饵了，也会很机灵地跑掉。每次钓到一只大型的“红毛田鸡”，我就会非常开心。小的每天基本都能抓到几只；而稍微大点的，往往很多天都抓不到一只。

我有个舅舅，当年以抓蛇为业。夏天若去他们家做客，前一天晚上他就出去走上一会儿，我们做客那天就有青蛙吃了，吃的就是这种。我们费尽心力都钓不到一只的青蛙，在他却像不费吹灰之力一样。

另外有一种青蛙，数量可能是最少的，方言叫“青花田鸡”，全身青色，背上左右各有一条稍微深颜色的凸痕，中间则什么都没有。喜欢趴在浮于水面上的叶子或者水草上。这种青蛙不好钓不能吃也不够威武，看上去也懒洋洋的，所以我们兴趣不大。可惜我怎么也找不到照片，学名也未找到。

数量最多的便是灰褐色的“瘌泗田鸡”，个头小，数量大，通常喜欢待在潮湿的草丛、稻田里或者藏在渠道岸上，学名叫“泽陆蛙”，颜色与周围土壤非常接近，所以它们不动的话，很难被发现。我记得它们有下面两种不太一样的品种。我们抓的最多的就是这种田鸡。

辛弃疾曾言：“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我觉得没有在水乡的夏天睡过觉的，是无法相像这种为蛙声所包围的感觉的。我家的卧室，离最近的田起码有一百米，但在夜深人静的晚上，群蛙的合唱就会持续不断地传入到你的耳中。若这个时候走到田边，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被青蛙们所包围，这是它们的夜晚，它们的狂欢，你只不过是个过客。而你一定不会觉得喧闹，觉得慌乱，反而会很安定，觉得这才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已经没有小孩像我们这样钓田鸡了，不过前几次夏天回家的时候，明显感觉蛙叫声薄了很多。那天跟爸爸通了电话，问他原因。爸爸说化肥用的太多，农家肥和河里的淤泥基本上不用了，这就造成现在的泥土比较硬，不适合田鸡挖坑做窝。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在的稻种抗虫害能力比较强，加上农药效果越来越好，造成田鸡食物来源匮乏。虽说当年抓过这么多田鸡，现在觉得有些愧疚，以至于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吃青蛙了。但我们这种钓田鸡的方式在家乡一代一代不知多少年了，但每年的田鸡并没有减少。一点点科技的进步就给它们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我很怀疑我们真的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吗？

注：上面几张照片都是其他地方偷来的。

我的家乡——地貌篇

昨天提到了乡愁，今天就谈谈家乡。本来这一篇我是打算写田鸡的，结果发现写田鸡得先写地貌，于是就写地貌，谁知一发不可收拾，导致今天见不到田鸡了。

我小时候看的书远远没有我朋友多，但我的生活肯定比他精彩不少。江南水乡，听上去很诗意的名字，曾带给我很多快乐和忧愁。不过可惜这些快要走入历史了。我这一代人，大概是水乡环境下长大的最后一代了。

我学生时代读的地理课本中从没跟我讲家乡的地貌，当然其他教材也从不跟我讲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我们的教科书，只讲伟大祖国的大好河山，悠久历史，几乎没有我家乡什么事。就算有，扯上两句”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就带过去了。悲剧的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家乡正好在中间，一个叫湖州的安安静静的地方，一千年都没发生过什么事。对于我个人来说，更显悲剧色彩的是，我家到湖州城区很远，到杭州倒是挺近。所以我几乎每年都要到杭州，而湖州，到现在为止也只去过两次。

我一直到很大以后才稍微了解一点水乡的地貌，那是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学到的。江村（开弦弓村）在江苏吴江市的盛泽镇，位于太湖东岸，到我家大概100公里，中间隔着乌镇。《江村经济》这本书后面附了一张地图——我从小也很喜欢看地图，不过我非常穷，直到中学我也只有中国地图和浙江省交通图，这种图中我根本看不出来我家那边的地貌。而《江村经济》书中带着的那张大比例的地图，第一次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什么叫做“河网密布”，什么又叫作“六田一水三分地”。仔细看的话，家乡的土地被纵横交错的河流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形状都有。费孝通选择这个地方做他的研究，除了他本身是吴江人以外，地貌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这里交通不便，出行困难，而生活相对安逸，衣食无缺，社会关系历史沿革都比较稳定，刚好适合做社会学调查。

这也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来。有一次我回家，电视上正播放着电视剧《卧薪尝胆》，讲吴越争霸的事情。当时吴国的都城在现苏州城附近，而越国都城在浙江会稽（绍兴一带）。从苏州到会稽，几乎全是平原河网，没有几百座桥根本就到不了。所以看到电视剧中一群一群的骑兵我就觉得特别搞笑。那个时候可不比现在，没什么桥。那马估计跑不上几分钟就不得不用船摆渡到河对岸去，估计直接用船会更快一些。简单的说，马在我家那儿没什么用。耕田用牛，出行靠船。其实吴越争霸主要就是用船打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这才合理。

被河流划出来的每一块的外面一圈，通常是住房或者桑地，而里面大部分就是田了。这样外面一圈地势比较高，河水水位上涨的时候不至于把田淹了。先人在那里不知道耕耘了多少年多少代，才把家乡的每一块土地都改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在靠天吃饭，缺少水利设施的古代，基本做到了旱涝保收，粮食经济两不误，真是奇迹！不过一旦河水水位高过了外面的那一圈地，那么里面的田就有全部被淹的危险。98年99年洪水，我们县几乎所有的田都被淹了，当年的双季稻不得已只收了单季。但这大概只有现代才会发生，因为要保杭州。

当年没有这么多的桥，但河网四通八达，哪儿都能去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桥梁也慢慢增加。为了同时说明每一块地的大小，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家到镇上的学校不到一公里，我却要过三座桥。我高中的学校离家大概是6公里，我骑半个小时车，经过的桥有十几座。当年我们那边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条船，小时候去远一点的田里收稻谷都是摇船去的。小学六年级去县城参加比赛，坐的就是轮船。再比如，现在我家到杭州市中心，直接车过去的话大概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就够了。当年我爸和我姑父摇着船去杭州卖煤球，前一天晚上出门，轮流摇船，第二天早晨才能到。还有做客，尤其是我姨家，陆路根本就不通，每次都要摇船，为此我还闹过一个笑话。我外婆是打鱼好手，划的是那种“乌篷船”，只有一人多宽。有一次她划船带我去姨家做客，傍晚我们出发，在摇摇晃晃的小船上，我很快就睡着了。醒来发现满天星斗，我就问外婆是不是划了整整一天。如今外婆已经作古，再也没有人用乌篷船送我去作客了，也再没有人用她的方法打鱼了，但那满天的星星依然历历在目。

现在则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到处都是桥，公路四通八达，我家也早就没有船了，甚至连外面的那条河都被切成一段一段的，用来钓鱼或者养些其他水产，船都没法走了。我爸刚刚告诉我，他以后可能不会再下河洗澡了。而当年的夏天，我们这些小孩几乎每天都要在河里玩上很久。上千年的生活方式，短短20年就已经面目全非了。